关于人口与计划生育的对话----人口安全比人均GDP更重要
　　
　　
　　甲：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人均GDP（国民生产总值）提高很快。1979年我国的人均GDP只有417元人民币，2000年我国的人均GDP突破800美元，初步实现小康社会目标。
　　乙：然而，为了这种人均GDP的提高，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有人对你说：“把你的左臂砍掉，我就给你一万块钱。”那么，你是否愿意砍掉你的左臂？
　　
　　甲：当然不愿意！不要说一万块钱，即使给十万块钱，我也不愿意砍掉左臂！
　　乙：是的，你也认识到，一个人的身体安全比钱更重要。同样道理，一个国家的人口安全比人均GDP更重要。如果为了人均GDP的提高，而损害了人口安全，那么就犹如一个人为了钱而砍掉了自己的左臂，这是得不偿失的！
　　
　　甲：那么，你认为改革开放后的人均GDP的提高，是以损害人口安全为代价的？
　　乙：是的。在1980年，我国确立了20世纪末人均GDP要达到一千美元的奋斗目标。当时预计，到20世纪末，我国的GDP将达到一万亿美元。1980年我国有10亿人口，一万亿美元如果按10亿人口平均，那么就是人均一千美元。但在1980年，中国的人口结构很年轻，人口不可能不增长。于是，为了实现人均一千美元这个奋斗目标，不惜最大限度地抑制人口的增长速度，这就导致了“一胎化”的出台。
　　
　　甲：也就是说，“一胎化”危害了人口安全？
　　乙：“一胎化”加速了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并导致了性别比失衡。从老龄化方面来说，中国在20多年里就完成了欧洲人花了100年时间才完成的老龄化过程。与欧洲老龄化不同的是，他们是先富后老，中国是未富先老。从性别比失衡方面来说，到2020年，处于婚育年龄的人口，男性比女性多出约四千万。这样的人口结构对人口安全隐含着巨大的风险。
　　
　　甲：我还是不大明白，“一胎化”怎么会与人均一千美元或人均GDP挂钩？
　　乙：我打个比方来说吧：假设一个村子有100个人，由50对年轻夫妇所组成。全村GDP是10万美元。如果全村50个家庭都不生孩子，那么人均GDP就是一千美元，达到所谓的小康水平。如果全村每个家庭都生1个孩子，那么村里就有150人，人均GDP只有666美元；如果全村每个家庭都生2个孩子，那么村里就有200人，人均GDP只有500美元，变成落后村。如果村长的政绩是与人均GDP挂钩的，那么村长必然会竭力劝说村民们不生或少生孩子。
　　
　　甲：这么说，如果官员的政绩是与人均GDP挂钩的，那么官员必然希望他的辖区人口出生率越低越好？
　　乙：是的。这是因为，小孩不是劳动力，新出生的人口在官员的任期内是不能为创造GDP作出贡献的。这样，在GDP一定的情况下，人口越多，人均GDP就越少；人口越少，人均GDP就越多。然而，如果出生率太低了，虽然表面上的人均GDP提高了，但却给人口安全埋下了隐患。所以，“一胎化”是一种只顾短期利益，不顾长远利益的行为，无异于寅吃卯粮。
　　
　　甲：但在1970年代以前，中国的生育率很高，所以在1980年不得不采取“一胎化”这种“急刹车”的方式来控制人口的增长。
　　乙：但你想过没有，生育率的大起大落意味着什么？假定一个生育高峰导致的年龄组A之后是一个生育低谷的年龄组B，那么，A组人口数量巨大，B组人口数量骤减。于是，当A组人口进入学校的时候，导致师资与校舍极其匮乏。当A代群从学校毕业之后，由于竞争激烈，普遍感到工作不好找，什么东西都贵。贵到什么程度？贵到不想生孩子了。此外，对住宅需求总量的激增，导致地产价格暴涨。对住房和汽车需求的激增，导致各相关产业的扩张，而这些产业的扩张通常意味着经济繁荣。
　　
　　甲：经济繁荣是好事啊！
　　乙：可是，好景不长，B组人口紧接着进入了学校，导致教育资源供过于求，老师们纷纷失业，学校成片亏损。当B代群的人口进入劳动年龄时，由于劳动力稀缺，工资迅速上升，住宅和汽车的供给突然过剩，生产能力大量闲置，经济就会陷入萧条。中国近20多年的经济繁荣只不过是吃“人口红利”的老本，到2020年以后，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就会进入“人口负债”期。届时，中国还没有富裕起来就变老了。俗话说，人不怕穷只怕老。一个又穷又老的国家，还有复兴的希望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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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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