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一生是传奇的，当她离开我们的时候也是那么的美丽，感谢她的很多伟大壮举、丰功伟绩、重读革命历史，会让我们又一次想起了我们的国母，孙夫人宋庆龄女士！

    宋庆龄的政治生涯是从她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和妻子开始的。如果说1913年8月底满怀理想与憧憬的宋庆龄在学成归国途中与家人在日本相聚，成为她接近中国革命的领导中枢继而投身革命的契机，那么1915年10月25日她与孙中山结婚，则成为她生命历程中最重要的事件。她集孙中山的妻子、学生、助手等角色于一身，是孙中山晚年革命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当孙中山逝世以后她又从幕后走到台前，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坚持和捍卫孙中山革命事业的重要政治象征。不过宋庆龄从“孙中山的妻子”到“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继承人”这一角色转换，除了她与孙中山的相知相伴以及她赋予自己的使命所使然之外，她能够被国民党党内的同志所认可、被公众所接受还经历了一个建构的过程。

　　孙中山的助手与妻子

　　1913年6月宋庆龄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毕业，并获得文学学士学位。这位年轻的文学士原想再学习一两年，但她的父亲打来急电召她去日本见他。于是她应召启程。

　　8月29日宋庆龄抵达横滨，父亲宋嘉树到港口迎接。这时她才知道亲人们不是举家到日本迎接自己，而是因为参与二次革命为躲避袁世凯政府的追捕，正与孙中山等流亡日本。第二天，她和父亲、姐姐一起拜访了孙中山。她在致外国友人白塞脱的信中这样回忆初到日本的日子：

　　“由于家父是孙博士在其革命工作中最早的同志之一，因此从孩提时起我就熟悉他的名字和志向。”

　　“我发现我父亲在日本政治避难，孙博士也在那里。从我父亲和孙博士的交谈中，我得悉我们的民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因为袁世凯想阴谋推翻它，一些国家在道义上和政治上支持袁世凯，因为它们被其狡诈的外交手腕及其手下阴险毒辣的宣传所欺骗。我国民众之声被压制。革命事业似乎无望。孙博士的某些追随者，在绝望中把革命事业看作失败的事业而放弃了。”

　　“仅仅为了满足一个自欺欺人的虚荣心，而把我们的民国倒退到君主国的想法，对我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我想起国势岌岌可危，非常痛切，决心为我们的事业而工作。”

　　就这样，宋庆龄开始参加孙中山所领导的捍卫共和国的斗争。

　　在日本期间她和父母住在横滨，经常由父亲或姐姐陪同到孙中山的住处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工作。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资料的记载，从1913年8月到同年12月，她同父亲和姐姐一起曾11次拜访孙中山。1914年1月她陪伴生病的母亲回国治疗，当母亲的病情大有好转之后，她“决定在美国攻读新闻学，以便使自己了解中国的真正事实和形势。”她的这一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但此刻宋嘉树的健康状况变得很差，他身体虚弱，作为女儿，宋庆龄不能再按计划回美国。

　　1914年3月，宋庆龄回到日本，继续帮助父亲和姐姐协助孙中山工作。同年6月以后，因为担任孙中山英文秘书的宋蔼龄准备与孔祥熙结婚，她开始逐步接替姐姐的工作。在协助孙中山工作的日子里，宋庆龄负责所有密电码和外文信件的复信工作，同时，她得到少有的特权能看到某些日本著名政治家和他们的夫人，其中最重要的是头山满和夫人。她这样告诉远在美国读书的妹妹美龄：“我从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就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中国革命的中心。”

　　孙中山不仅将各项革命工作托付给宋庆龄，而且时常与她讨论时局的发展变化，帮助她理解纷繁复杂的政治现象。对于这时的宋庆龄而言，孙中山不仅是党的领袖、父亲的老朋友、自己的一位学识渊博的老师，而且也是自己人生的榜样。在她看来，孙中山的思考与实践昭示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于是，支持孙中山与推动中国革命，帮助孙中山与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在这里合二为一。用宋庆龄的话说就是：“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作为妻子，婚后的宋庆龄随侍在丈夫身边，陪伴丈夫散步、就医，督促他在工作的间隙稍作休息或锻炼，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的生活。孙中山的卫士和副官马坤曾这样描述他们的家居生活：不管发生什么事她总是使孙中山高兴和愉快。她每晚都同孙中山坐在一起看书聊天，还常在家里放电影。他们在工休时打门球，工作人员都同他们一起玩。孙同宋常说笑话，还彼此取笑。他随意把球打出去，她就在旁边又笑又喊，说他只想赢球，什么招儿都使出来了。

　　处在密探的跟踪与监视下，宋庆龄像所有的妻子一样为丈夫的安全担忧。她告诉友人：“如果他不与我在一起，我就感到不安。”她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

　　“我现在既感不安又感受到了幸福，所高兴的是我鼓起了勇气，克服了胆怯和怀疑而决定了自己的婚事。我感到心里平静了下来，并感受到家庭生活的温暖。”

　　谈到自己的丈夫时，她心中的自豪与幸福感溢于言表：

　　“你记得吗？在蒙特利特时我们去听卡梅伦先生所做的关于中国的图解讲课，他给我们看了一张孙逸仙博士的照片。当时我没有想象过我们两人之间会有超过朋友的关系。但这是命运。”

　　“我的丈夫一直是中国的改革家，也是我们民国的创始人。”“他比我年长许多，知道如何使我成为一个英雄的崇拜者，虽然我们已经结婚将近一年半，但我对他的崇敬之心依旧。像以往一样，我是他忠实的崇拜者。”

　　在宋庆龄的眼中孙中山不仅是自己的丈夫，而且是自己可敬的师长。她告诉挚友：“我的丈夫在各方面都很渊博，每当他的脑子暂时从工作中摆脱出来的时候，我从他那里学到很多学问。我们更像是老师和学生。我对他的感情就像一个忠实的学生。”

　　及至晚年她仍清晰地记得：“我的丈夫有很多书，他的起居室里挂满了彩色地图。”每当夜晚，“我的工作是为他读科学著作，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政治书和社会学的书。他虽然已经放弃医生业务，但对于医学书籍仍有兴趣。我从不读小说或故事书一类的书，但有时朗读一些轻松的文章，如当时英语和日语报刊上的短文以及詹姆士·康特黎爵士和他的夫人从伦敦寄来的读物。”“那些夜晚，可以说是我当孙先生学徒的时代。”

　　作为助手，宋庆龄为孙中山起草电文、信函，为孙中山誊写和打印文稿。她在致友人阿莉的信中这样描述：“我帮助我的丈夫工作，我非常忙。我要为他答复书信，负责所有的电报并将它们译成中文。我希望有一天我所有的劳动和牺牲将得到报答，那就是看到中国从暴君和君主制度下解放出来，作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共和国而站立起来。”

　　在她的协助下，孙中山继1917年完成《民权初步》之后，于1918年完成《实业计划》，于1919年完成《孙文学说》，这些著作后来合编为《建国方略》出版。正如论者所指出：这些工作“加深了她对孙中山的思想与事业的理解，促使她的思想与孙中山的思想日益契合。”她亲历了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失败后，为实现中国的独立与解放苦苦求索的过程；参与了孙中山对其革命实践活动的反思；陪同孙中山接待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的使者；参加了孙中山晚年的理论创造活动；目睹了孙中山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以后，其“人民革命计划”取得初步成果。与孙中山共同生活的岁月使她深深体会到：当“自己的理想得以作为人类的理想而实现，随之幸福必将到来。”“婚姻生活的幸福不同于并大大超过处女时期的满足，特别是当幸福包含在使所有在你周围的人都能愉快地生活的共同的愿望中，这就足够了。”(宋庆龄：《致阿莉》，191 7年2月22日)

　　1924年11月，孙中山偕宋庆龄等北上，准备就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等问题进行谈判。不幸的是他本人却因积劳成疾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这是宋庆龄人生经历中的又一重大事件。爱泼斯坦曾这样描述孙中山的去世对宋庆龄情感世界的打击：“在近十年的婚姻生活中，他们从来没有分开过——共担革命的风浪和无休止的工作，也共享家庭的温馨和幸福”；现在“她失去了她的丈夫、她的领袖、她的导师以及——从某种意义上说——给她父亲般慈爱的人”。

　　多年以后她这样告诉自己的挚友廖梦醒：“在孙博士去世后几天里，我感到自己是那样无助。我把自己藏在一间黑屋子里，拒绝见任何人……”

　　因为孙中山的逝世不仅意味着她失去了自己的亲人，而且意味着她从此要独立地去为他们共同的理想而奋斗，这包括她要对复杂的政治形势做出判断，要根据这种判断确定自己的斗争策略与斗争方式；她再不能默默地在幕后工作，而必须走到台前。这意味着她必须战胜自我，因为“孙先生之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宋庆龄：《为“五卅”惨案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谈话》，1925年6月)

　　从孙中山的妻子到党内可信赖的同志

　　如前所述，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以后的生活虽因政局的变化而动荡，但也温馨、幸福，不过国民党内仍有人对此持异议，他们甚至故意称呼她为“宋小姐”而不是“孙夫人”以示不满。

　　1922年6月，在陈炯明的叛军炮轰总统府的危急时刻，宋庆龄毅然留下掩护孙中山先行撤退，自己却险遭不幸并因此而流产，终生不能再孕。她的这一行为赢得了党内绝大多数同志的敬重。同年6月28日、29日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宋庆龄为接受国闻通讯社记者采访而撰写的文章《广州脱险》，这篇文章使更多的人了解到事变的真相及她和孙中山死里逃生的经过。作为一位女性，宋庆龄为保护丈夫和中国共和之父孙中山而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精神打动了无数读者。此后“夫人 ”或“孙夫人”便成为党内同志和普通民众对宋庆龄的称谓。

　　宋庆龄进一步为党内同志所了解则是在1924年底至1925年3月她陪伴孙中山北上期间。当时她对孙中山体贴入微的照顾使随行人员无不为之感动。在孙中山病重期间，她强忍自己内心的痛苦与焦虑宽慰孙中山，说服他接受中医的治疗；无论是在医院还是在临时行辕，她衣不解带、食不甘味、随侍在孙中山的病榻前；在孙中山病危期间，她从大局出发支持国民党人恳请他预立遗嘱；孙中山逝世前一天，她又在家人及在北京侍奉孙中山的国民党人的见证下，含泪托着他的手腕在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嘱上分别签字。所有这些无不令在场的国民党人为之动容。当时作为孙中山中文秘书的汪精卫对孙中山说的一番话颇能反映他们的这种感受：“夫人侍奉先生病，如此尽心，我们同志很敬重她，又很感激她。万一先生有什么意外，我们同志定要尽心调护她的安全。”

　　可以说是宋庆龄的品格征服了众人。而孙中山在病危期间对宋庆龄的信任与期待，以及宋庆龄对孙中山的忠贞又使她的形象不断得到升华，继而确立了她作为国民党内的重要成员、未来执行孙中山政治遗嘱的受托人的地位。

　　3月11日凌晨，病危的孙中山召唤宋庆龄、孙科、汪精卫、邵元冲、黄昌谷、于右任等到病榻前并告诉他们：“余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为痼疾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虑，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

　　这实际上是孙中山的政治嘱托。这一行为一方面表明孙中山希望党内诸同志能够继续完成自己尚未完成的事业，另一方面又向党内同志表明，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宋庆龄不仅是自己的妻子，而且是自己最可信赖的同志，因此她是自己政治遗愿的重要托付者之一。从这个角度看，孙中山的临终嘱托不仅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

　　同日上午孙中山分别在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嘱上签字之后，仍对国事、家事放心不下。在国事方面，他叮嘱随侍在身边的同志：“我他无所惧，唯恐同志受内外压迫，屈服与投降耳”；“我死了。四面都是敌人，你们是很危险的！希望你们不要为敌人软化”。

　　在家事方面，他把儿子孙科、女婿戴恩赛叫到床前，叮嘱他们要“顺事继母宋夫人”。

　　此刻的孙中山仍然对未来宋庆龄的处境放心不下。在党内同志面前，他一改以往“欧巴桑”的称呼，郑重地以“廖仲恺夫人”的称谓呼唤何香凝到自己身边，用手指着宋庆龄嘱托说：“彼亦同志一分子，吾死后望善视之，不可因其为基督教人而歧视之。”

　　此刻孙中山舌头僵硬，张口而不能出声。何香凝掩泪回答：“我虽然没有什么能力，但先生改组国民党的苦心，我是知道的，此后我誓必拥护孙先生改组国民党的精神，孙先生的一切主张，我也势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尽我的力量来爱护！”

　　何香凝还告诉孙中山：“昨天我已与汪精卫联名打电报给广东财政当局，请他们以后照顾孙夫人。”

　　孙中山听后，含泪握住何香凝的手说：“廖仲恺夫人，我感谢你！……”

　　3月11日下午孙中山的神志时而昏迷，时而清醒。宋庆龄侧面垂泪，悲怆不已。他们之间的一段对话令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

　　孙中山说：“达龄，汝不用悲哀，我之所有即汝所有。”

　　宋庆龄答道：“我一切都不爱，爱者惟汝而已。”她言时哽噎，泪如雨下。

　　当孙中山精神稍好一些又向宋庆龄交代后事，言毕，携宋庆龄手“做哀诀词”，宋庆龄“泣不能抑”，旁立者“皆为涕零”。

　　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病逝，“惟眼注视孙夫人，口亦仍张，孙夫人以手敷垂其眼帘，众人乃均恸哭失声。”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孙中山将自己的身后事托付给了宋庆龄和党内的同志们，也将自己对宋庆龄的爱恋、牵挂与信任真切地展示在众人面前。他以极具象征意义的形式告诉众人：宋庆龄既是他的妻子又是他可以托付重任的同志，他期待他们以同志之礼善待她，而不以年轻、不以宗教信仰非难她；他期待他们遵循自己的遗嘱，不屈不挠地将他所开创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至此，孙中山以其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崇高的威望帮助宋庆龄在国民党内初步完成了她的角色转换。

　　从孙中山的遗孀到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继承者

　　孙中山去世后，宋庆龄及其他亲属协同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一起完成了孙中山遗体的解剖、防腐处理以及入殓、移灵大典和一系列悼念活动，在这些活动中她逐渐被公众了解。

　　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吊唁现场，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宋庆龄“头上罩着黑纱，全身丧服，穿着白珠镶边的旗袍，黑鞋黑袜黑手套”。人们“透过黑纱看到她面色苍白，紧闭着嘴，微低着头。当她由两个人搀扶着慢步朝社稷坛走去时，偌大的公园里，只听到风声和隐隐的啜泣声”。那一刻，宋庆龄作为孙中山的遗孀其哀婉动人而又坚忍理智的形象深深印刻在人们的脑海中。

　　其后，宋庆龄的品格和孙中山对宋庆龄的信任等信息逐渐通过新闻媒介的传播及国民党人在不同场合的介绍而为公众所了解。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件事情极具代表性。

　　1925年4月12日，宋庆龄和母亲、孙科等出席上海各界人士追悼孙中山大会，何香凝在会上发表演说。她在演说中除了高度评价孙中山的历史功绩以外，还向出席大会的约10万人这样介绍宋庆龄：她在孙中山的“病榻之旁，三月未离一步，衣不解带，食不知味，以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吾人永远不忘者则为孙夫人”。“夫人之精神与劳苦，为吾辈所当敬爱，先生日语夫人，盼同志继续努力革命。今先生死矣，夫人尚在，我辈当念先生之言，随夫人之后共同奋斗”。

　　如果说此前人们只是感受到孙宋婚姻对传统观念的颠覆，只是了解婚后端庄文雅的宋庆龄陪伴丈夫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勇敢地挑战“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只是见到孙中山去世后她那悲戚而又坚强的神态的话，那么从总体上讲她在公众心目中或许也仅仅是一位有着基督教信仰和显赫的家庭背景、受过西方教育、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而已。但是现在则不同了，何香凝以其国民党元老、孙中山的忠诚追随者、孙中山遗嘱见证人之一的身份告诉公众，宋庆龄不仅仅是一位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她还集革命精神与中国传统美德于一身，是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继承人。

　　何香凝在演说中这样刻画了宋庆龄的形象：

　　1.作为孙中山的妻子，宋庆龄对丈夫感情至深，她无微不至地照顾病重的丈夫，突出地体现了中国妇女的美德，是令人尊敬和爱戴的楷模。

　　2.宋庆龄的行为体现了孙中山所倡导和践行的革命精神，是一切忠于孙中山所开拓的革命事业的人们学习的榜样。

　　3.孙中山在弥留之际给宋庆龄以嘱托——希望同志们继续努力革命。

　　4.现在虽然孙中山去世了，但是能够理解和实行孙中山思想与主张的宋庆龄还在，我们应当遵循孙中山的教诲，跟随宋庆龄一起完成孙中山的未竟之业。

　　在这里，何香凝一方面如实介绍了宋庆龄的行为与品格，拉近了宋庆龄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另一方面又对宋庆龄的角色赋予新的意义——她不仅是孙中山的夫人和遗孀，而且是得孙中山革命思想真传、为孙中山所信任并接受孙中山临终托付的人。她集温柔与贤惠、忠诚与奉献于一身，是中国传统美德与孙中山革命精神相结合的完美代表。何香凝所建构的这一形象既符合一般民众对孙中山未亡人的角色期待，又满足了他们为痛失革命领袖而倍感焦虑的心理需求；它既为宋庆龄的角色转换作了清晰的定位，又为这种角色转换提供了合法性基础。这也是笔者目前所见到的最早将宋庆龄定位于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继承者的资料。自那时以来，宋庆龄作为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继承人这一角色的内涵虽然不断被丰富或引申，但是从本质上看，这些解释基本上都是在何香凝1925年所建构的基础上的一种扩展。

　　宋庆龄在国民党党内政治地位的确定

　　宋庆龄通过国民党党内的组织程序被进一步确定其政治地位是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但早在半年多以前国民党内已经开始讨论提请宋庆龄担任党内职务的问题了。

　　首先是1925年4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成立“孙中山先生永久纪念会”，宋庆龄为纪念会永久委员，并可以随时出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如果说这还是一个荣誉职务的话，那么随后何香凝提请宋庆龄接替她担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一职，则是赋予她党内职务的开始。

　　1925年6月18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88次会议。时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的何香凝致函中央执行委员会恳请辞去现职，而由宋庆龄接任。何香凝提出宋庆龄“学问贯中西，阅历经验广”，由宋出任这一职务可“造福女界”，对国民党而言“藉其声望，党务可发展”。会议讨论并一致通过了何香凝的提议。

　　6月23日廖仲恺、邹鲁、汪精卫联名致函宋庆龄：“本会前准妇女部长何香凝同志函开(录全文)等由，经提出本会第八十八次会议，一致通过请夫人担任妇女部长，敬祈慨允担任，并祈示复来粤就职日期是荷。”

　　7月25日宋庆龄复函廖仲恺、邹鲁、汪精卫：“蒙委庆龄为妇女部长，本当勉竭绵力，以随诸先生之后，为国为党服务。然窃念德薄能鲜，焉能膺斯重职？且远居申江，难以就任。”因此她建议“另选高者，以充此席。”

　　8月7日邹鲁致电宋庆龄：“再电请就职。切盼速来勿辞。”但是宋庆龄仍未应允。

　　12月4日何香凝又一次致函宋庆龄催促她来广东就任妇女部长；12月2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8次会议同意何香凝再次请求宋庆龄到广东接任妇女部长一职的提议，并致电宋庆龄，请她早日来粤就职，但宋庆龄一直没有就职。

　　由于缺乏相关资料，笔者尚无法解释何香凝为何提议以及这一提议获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的具体过程及其深层原因，笔者同样无法解释宋庆龄为何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再催促下仍未就职的真实原因。不过下述因素或许值得考虑：

　　第一，孙中山的灵柩暂厝北京香山碧云寺后，宋庆龄和孙科等自4月中旬起着手孙中山陵墓的选址、陵墓设计方案的征集与评选等工作，为此她多次往返于上海与南京之间，因而她在客观上难有精力去思考和领导妇女工作的开展。

　　第二，孙中山逝世以后国民党内斗争日趋复杂和激烈。就在邹鲁再电宋庆龄促其赴粤就职后的第13天就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遭暗杀的事件，两个月后国民党内又出现了邹鲁、谢持、张继、居正等公开反对孙中山三大政策并组织进行分裂活动的“西山会议派”。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既要完成孙中山的未竟之业，又要避免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以宋庆龄的身份而论，她暂不担任党内公职或许更为有利。

　　不过形势的发展却不允许宋庆龄继续以较为超脱的身份活动。

　　1925年12月11日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及各部部长召开第126次联席会议，决定于 1926年1月1日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谴责西山会议派为非法，重申孙中山于第一次代表大会所确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根本方针。

　　12月2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129次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和各部部长联席会议。会上妇女部长何香凝介绍宋庆龄、蔡畅、廖冰筠三位女同志，提出请指定一人为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决议，指定宋庆龄。是日，广东省党部召开选举大会，经投票，宋庆龄正式当选为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1月3日宋庆龄自上海启程经香港赴广州出席大会。1月4日国民党二大举行第一次会议。上午与会代表听取了大会秘书处关于大会筹备经过的报告，通过了会议规则，推举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邓泽如、丁惟汾、恩克巴图、经亨颐7人组成主席团，吴玉章为秘书长。1月7日会议继续举行。在下午的会议上，汪精卫提议：“主席团的中部主席经亨颐同志，到现在还没有来。现在主席团以为我们常常纪念孙先生，现在孙夫人宋庆龄同志到广州，孙夫人一向在上海于中部情形也很熟悉，可否请宋庆龄同志担任主席团的主席。”全体一致鼓掌通过。当晚8时30分宋庆龄经香港到达广州。

　　1月8日宋庆龄出席大会并发表演说，呼吁全党团结合作以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月9日她与何香凝、邓颖超当选为妇女运动报告审查委员会委员，审查有关妇女问题的议案；1月16日她高票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有效票为249张，宋庆龄得票245张)；1月22—23日在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上她被推选为特派驻上海的中央执行委员。至此，在国民党党内宋庆龄的角色转换经由组织程序被正式确定。此后她作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在党内坚决执行大会决议，坚持以实行三大政策作为实现三民主义的根本方法，与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密切合作，同党内各种违反三大政策的行为进行斗争，从而成为国民党左派的重要代表。也正是从那时起宋庆龄开始以孙中山思想与事业的继承人这一角色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

转载于丝心晴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