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背起书包进了学堂，交6元7角的学费，老师给我两本书，说一本是语文一本是数学。老爸要我认真读书，以后就可以当国家干部，过好日子。
　　
　　1983年：同桌拿我开涮。
　　我的同桌真聪明，他说不用钱就能变一根铅笔给我，我当然乐了，放学后他带我走到小摊前，从摊上拿起一根铅笔给我叫我赶快走，我像得了百万英镑似的掉头就溜，还没走出几步就被人叫停下，不好！是小摊的主人叫我，我傻傻地转过身，她冲到我跟前一手抢过铅笔一手就给我一巴掌，我被吓得哭不出来。原来是同桌跟小摊的主人说我偷铅笔，他真聪明，拿我逗乐，结果让我记住了他一辈子，因为除了父母外，我脸上享受的巴掌就是他带来的赏赐。
　　这一年，班主任老师教导我们开展“五讲四美三热爱”运动，可是“五讲四美三热爱”是什么玩意儿我到现在还是搞不懂。
　　
　　1984年：打了一次架，哭鼻子。
　　我前桌的同学把我同桌的书碰掉了，还振振有词说是自己掉的，硬是不捡起来。哼，欺负人家是女生，我当然看不过了，立马就拔刀相助，我对前桌说你要不把书捡起来我就打你。前桌说你打呀。我一拳就打过去，他左手把我拦开，右手往我的脸上就是一拳，把我疼得“哇”地就哭出来，前桌趾高气扬跑到操场去了，我捂着脸哭，不过同桌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就不哭了，她说：别哭，放学我买一颗糖果给你吃，咱们一人一颗，我不骗你。她从口袋里掏出两分钱给我看，我真高兴，就用袖子把脸上的眼泪擦了。
　　这一年，我光荣地加入少先队，老师说红领巾是革命烈士用鲜血染成的，要好好珍惜，我把红领巾戴在胸前，连睡觉都不舍得摘下。这一年，女排得了三连冠，不过没我加入少先队这件事重要。
　　
　　1985年：老爸押我去上学。
　　有一次我没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惨了，老师罚我把抄唐诗，是孟浩然的《春晓》，抄一百遍，我贪玩，结果又没按时完成，不敢去上学，老爸拿着一根竹棒押在我屁股后面，我一边哭一边不情愿地往学校走，真的很惨。
　　这一年，老师教我们唱刘文正的《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很好听，到现在我还会唱。这一年，也是抗日战争40周年，老师要我们永远记住“打倒日本鬼子”的口号。
　　
　　1986年：知道了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
　　我们的数学老师是一个复员军人，他常利用课余时间给我们讲故事，记忆最深的是岳飞的精忠报国，那时我们都听得很入迷，很羡慕数学老师为什么知道那么多。他还教我们唱《梦驼铃》，他说他当兵时常唱。当时我只觉得好听，现在自己也孤身在外，回想起来，歌不只是好听，还是乡愁的排泄口。
　　这一年，女排又捧回五连冠，可是我的红领巾却破了，只好又买了一条。
　　
　　1987年：我们家有电视了。
　　不过不是我们家买的，而是我台湾的四叔公买的，是一台17寸的遥控松下彩色电视机，那可不得了，进口货，而且只要拿着一个小塑料壳按来按去就可以自动换台，轰动了整个镇上，那时能有一台12寸国产黑白电视就很了不起，而我们竟然有了彩色电视机，还是遥控的，所以每天晚上我们家院子就成为露天电影院，满满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把目光对着跳动的屏幕，虽然只能看两个频道，而且雪花很多。
　　这一年，我小学毕业，考了全班第三名，而祖国的大兴安岭却发生了大火灾，我恨不得也加入灭火，可是老师告诉我这不是小孩子干的事。
　　
　　1988年： 被人欺生的滋味真不好受。
　　初中我是在表哥的学校上的，隔着一个县。只身一人异乡求学，我经常受本地人的欺负，我的饭盒常被人把水倒掉，所以我常吃着半生不熟的干米饭，而且我的行李箱经常被他们把锁撬掉，里面的米和一些吃的东西常常不见踪影，我不敢反抗只是忍着，最后忍不住了就回家哭，我不敢说是受欺负，只说不习惯。
　　这一年，我学习很好，可是很孤独。这一年，中国成立了最大的经济特区海南省，中国还很穷，却很有发展前途。
　　
　　1989年：得了四块钱奖励。
　　因为我的学习成绩好，所以一般到县里参加竞赛都有我的份，这一年最露脸的是参加县教育局举办的语文数学英语团体竞赛，我们学校得了团体第四名，主要的功臣是我，我数学全县一等奖，语文二等奖，只是这次只计团体分，所以我没有得到更多的奖励，和参加竞赛的其它三个人一样得了教育局的一本奖状，还有学校奖给我们的一人四块钱，四块钱对我来说也是大数目，那是我两个星期的零花钱。
　　这一年，我骄傲地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说这是无尚的光荣。这一年，戈尔巴乔夫到中国访问，校长给我们开会说社会主义一定会战败资本主义。
　　
　　1990年：在渴望中走进九十年代
　　《渴望》的播放让我学会了唱主题歌《渴望》和插曲《好人一生平安》，我喜欢这样的歌。这一年也放了一部让万人同泣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只是我看了没有流泪，我心真硬，我同样学会了主题歌《世上只有妈妈好》。这一年我还学会了两首歌，一首是《铁窗泪》，另一首是谭咏麟的《水中花》，“我看见水中的花朵，想要留住一抹红。”这句歌词让14岁的我浮想联翩。
　　这一年北京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我知道中国队得了183块金牌。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我为亚运会捐了两毛钱。
　　
　　1991年：身体开始疯狂发育。
　　这一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市重点高中，同时也开始身体的疯狂增高，开学时我一米五八，一年以后，我一米七二，不得了，我从第一张桌子坐到最后一张桌子，后来又长了十公分，一米八二。
　　这一年，伟大的共产党成立70周年，可是，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却解体了，他们把社会主义道路走到了尽头，而中国人却越走越宽敞。
　　
　　1992年：越长越坏的青春。
　　伴随身体的发育，我的思想也开始发生变质，读书无用论这时正深入人心，我义无反顾地接受这股思潮，学习成绩开始一落千丈，从年段前50名直落到200名开外，考大学已经没有希望。我整天和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出入录像室看香港枪杀片搞笑片，还看黄色片，很刺激。并且开始学会向家里骗钱，反正总有以学习为目的的借口让家里心甘情愿地把钱给我。
　　这一年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南巡讲话，春天的故事开始一步步从童话变为现实，可是我的大学梦却一步步从可能变为不大可能。
　　
　　1993年：在校报上发表一篇习作。
　　我有一回上课时闲着没事干，就用歌名拼凑了一篇《明明白白我的心》的文章，那时候杂志很流行这个，我自以为得意，就向其他同学传阅，果然被学生会主席看中了，当即决定把它拿到校报发表，几天以后新一期油印的刊物上印着我的文章和我的大名，搞得很多人直吹捧我。
　　这一年，北京被悉尼和曼彻斯特联手做掉未能获得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政治老师专门就此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说资本主义从来就没停止过颠覆社会主义政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一定要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
　　
　　1994年：原来大学也是可以混上的。
　　我考上大学，班主任跟我开玩笑说我命真好，我也觉得老天对我钟爱有加，不过是以金钱为代价的，这时是中国市场经济开始高速发展的时期，高校教育体制也开始从公费走向收费，福州大学是全省第一所试点招收收费生的学校，这一年它的报考人数急剧下降，最后只好降分录取，我很幸运地以低于录取分数7分的成绩成为大学生。
　　这一年，中国人论证了半个世纪的三峡工程开工了，我十一年的读书生涯也以上大学的方式得到回报了。
　　
　　1995年：大学的生活很无奈。
　　成为天之骄子让我很兴奋，但大学生活让我很失望，没有一点让人上进的新鲜空气，所以我比高中更加放纵，整天逃课逛街睡大觉对女孩子起哄。然后是每学期补考重修交钱写检查。
　　这一年，歌手老狼到我们学校演出，后来竟然耍大腕脾气罢演，引得我们的校报对他进行了一番猛烈攻击。
　　
　　1996年：2500字的检讨。
　　这是我们辅导员的发明，他治不了我们几个二流子，就拼命想法子整我们，只要犯错让他逮住，什么都不用说，2500字的检讨交来先，其它的处罚再说，这一招够绝，不过也难不倒我，我的文笔足以对付这样的差事，我第一份检讨是替别人写的，我从思想教育课本摘抄下教育我们成为又红又专的语句，略加排列修饰，洋洋洒洒就是一篇很感动人的思想忏悔书，这一篇检讨书我换回一包牡丹香烟，市场经济吗，有劳必有得，这篇检讨书后来成为我们班写检讨的范本，照着抄就是了，有一次我们班一个同学照抄竟然把后面的检讨人姓名也抄进去，结果被辅导员发现他才知道我们一直都在依样画葫芦，他还是治不了我们。
　　这一年，中国队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得了16块金牌，这16块金牌怎么得来的我都第一时间见证了，因为正值暑假，我不用逃课，所以看得很舒服。
　　
　　1997年：外面的世界一定很精彩。
　　就是带着这样的信念我结束了大学三年的生活，香港回归的第三天，也就是1997年7月4日，我毕业了，我雄心万壮要开始在另一个战场上开辟新的篇章。
　　这一年，被恶贯满盈的大英帝国霸占了100年的香港回来了，而年年交重修费的我也终于自由了。
　　这一年，邓小平同志过世了，他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香港回归，这是全国人民共同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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