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6日,台湾船东投资的渔船“建昶”号在索马里海域遭遇海盗,台湾船长被枪杀,包括11名大陆渔民在内的28人沦为人质,迄今未能获释,创下索马里海盗扣押中国人质最长时间纪录。
从今年5月到现在音讯全无”
“从今年5月到现在,我没有接到过我老公一个电话!”浙江舟山的虞苏群大姐喃喃地对《环球时报》记者说:“31个月了,以前(海盗)总是半个月或者一个月让他给我们打一次电话,虽说只有一两分钟,但听到声音知道他还活着,我们就踏实。”中国驻索马里大使馆本月14日重新开馆的消息给虞大姐带来些许安慰:“中国外交官或许有办法让海盗准许我老公给我来个电话吧?”
虞苏群的丈夫是“建昶”号的轮机长李波海。“我老公被海盗掳走几个月后,台湾老板就不再往卡里打工资了,一家老小的生活就靠我在旅馆当服务员每月一千七八的工资维持。”虞大姐哽咽地告诉记者:“出事前,我女儿正上高三准备高考,所以根本不敢让她知道。这事一直隐瞒到她考上宁波一所大学。” 唐女士25岁的表弟冷文兵是四川人。“我接到表弟最后一个电话是在街上,因为太吵,根本听不清他说什么,然后就再没有音讯了。之前,他每次打一两分钟电话是让家人知道他还活着。”
哥哥被扣押的曹勇妹也向《环球时报》记者证实:“我已经5个月没有哥哥的消息了,最后一次和渔船老板取得联系也是上个月的事了。”有条传言最让曹勇妹担心。“听说被海盗扣押的船员中已经有两人病死。作为他们的亲人,我们非常担心,真是走投无路了。”
《环球时报》记者21日联系向“建昶”号输出劳务人员的河南劳务公司冯姓负责人,询问解救中国渔民一事的进展时,对方唯一的回答是“不知道”。记者又致电台湾建昶渔业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人员要求先联系媒体负责人程先生,但截至记者发稿时,程先生的手机始终无人接听。渔业公司老板洪高雄的长子、公司股东洪振能接到记者电话时反复宣称“没空!”“有什么事联系我香港的律师”,然后便挂断电话。洪高雄次子洪振诚的手机则直接转到语音信箱。
虞苏群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事发最初几个月,台湾船东还愿意接听电话,但随后就开始推三阻四,现在干脆拒接。虞大姐担心:“由于船员甚至没有跟渔业公司签订合同,所以海盗从最初要价2000万美元降到现在的80万美元,可我们担心这笔钱台湾船东仍不愿意支付。”唐女士告诉记者,事发后,她和其他人先后联络地方政府、省台办、国台办和外交部,也联络过台湾“外交部”和渔政管理部门,但没有任何结果。
跟海盗打交道“官不如民”
“刚开始,他们一直被关押在渔船上,最多只能在甲板上活动手脚。每天只允许吃两顿饭,因为海盗也是要计算成本的”,虞苏群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这期间海盗中有英文翻译,对船员也算好,隔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就让他们给家人打一两分钟电话,一方面告诉家人他们没问题,一方面打探消息。”
唐女士透露:“去年下半年,我表弟他们被转卖给另一伙海盗,弄到了岸上。具体哪个地方我们也不知道,因为用英文拼不出地名,海盗也盯得紧,所以无从知道。让我非常害怕的是,这伙海盗没有翻译,因此有语言沟通问题。只要出点错,海盗就对他们拳脚相加。”唐女士之前还曾打通过海盗的电话,接通后海盗会立即把电话塞到中国人质手中,但此前的电话现在已无法接通。
台湾渔政部门一名官员21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跟一心只要钱的索马里海盗打交道,世界各国政府都困难,因为各国都坚持不跟恐怖组织谈判的原则,更麻烦的是,“建昶”号是阿曼籍,台湾渔业公司只是参与投资。这名官员透露,目前渔业公司还在和海盗谈判,但整个事情背景复杂,而且处在保密状态。台湾渔业永续发展协会负责人则以“此事在业务范围以外”为由,未发表评论。不过,至少两名家属表示,渔业公司通过中间人向海盗支付了约30万美元,但表示无力支付剩下的50万美元。
对于被索马里海盗扣押的人质,世界各国都很头疼。以本周刚刚获释的美德双重国籍的记者米切尔·斯科特·摩尔为例,他于2012年1月被索马里海盗扣押。美国海豹突击队一度突袭海盗老巢,打死9名海盗营救出一名美国人和一名丹麦人。此后,以摩尔为人质要挟500万美元的海盗一直担心美国动武,因此不断下调赎金数额,最后接受了中间人提出的160万美元“最后价码”,据说德国外交部支付了这笔赎金。不过,多数渔船或货轮的人质赎金均由业主掏腰包。
“在与海盗打交道过程中,民间机构起的作用比政府方面要来得大。”一名熟悉索马里海盗事务的专家向《环球时报》记者介绍了成立于2011年的海盗人道主义应对计划(MPHRP)。据了解,这个机构不同于其他组织,其目标是分别在“事前、事中和事后”3个阶段,对遭遇不幸的海员及其家庭施以人道主义援助。“马来西亚籍‘Albedo’号两名船员被海盗羁押了近4年,今年6月,在他们被释放后,MPHRP南亚区域主任访问两名船员及其家属,向他们承诺继续提供帮助和心理辅导,并代表海上海盗人道主义援助基金会向这两个家庭提供了每月津贴。其实早在船员被海盗劫持期间,这两个家庭每月即获得该基金会提供的小额津贴。”有知情人士建议,中国船员家属同样可以向这类国际机构提出求助申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