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中国海员
(上)
记得1975年4月份的时候, 我在广州远洋公司的货轮“长海” 号上当二级水手。船从越南的海防港卸完货后来新加坡港进行航次修理,那是我 第一次来到新加坡港,当年就是从红灯码头上的岸。 一转眼之间30多年过去了。当年繁华的红灯码头已经在2006年永久的关闭了,运转了73年的喧嚣的红灯码头终于完成了它的使命而归于平静,走入了历史。新加坡政府在滨海南建设了新的交通船码头,供海员和海事业人员下船和上岸。而海员再也没有上岸就是商业区的方便了。
和30多年前相比较,新加坡的确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大的变化,而我也由一个年青人变成一个老年人了,真是有一种沧海桑田,换了人间的感觉。有趣的是我现在每天都要经过红灯码头附近去公司上班。也因此而每天都在回忆那些做海员的往事。我所服务的公司就在红灯码头附近。我想当初公司也是为了借助红灯码头之便利吧。也正是因为这个便利,使红灯码头附近聚集了不少的船公司,船供应公司和船代理公司。
从1975年起,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随船来到新加坡港,都要进进出出红灯码头,这并不是我和新加坡这个地方有什么缘分,而是我们这一代中国海员都是这样的。和新加坡有不解之缘,是又爱又恨。爱的是因为新加坡可以买到便宜的毛线,雨伞和树皮凉,因为新加坡可以买到中国没有的和比中国更便宜的各种各样的手表,录音带和电器。可是这里也有很多的假货,而我们中国海员往往因为贪图便宜而上当。船员中流行一句笑话说新加坡等于新假破,有时你买的东西在商店看是新的,等回到船再一看是假的,带回到家中一看破了。由于新加坡是马六甲海峡东端的出口, 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和加油港之一。因此我们中国船无论是走波斯湾航线的,地中海航线和欧洲航线一般都要在新加坡港补充燃油和淡水。
记得1979年10月我在“牡丹江”轮当二副时,我们船在上海港装货之后,又到新加坡东锚地加载木材,正好赶上夜间进锚地,那时东锚地还不是强制引航。船长自己将船开进东锚地抛锚,那个时候东锚地的船太多了,那时的东锚地是装卸货的锚地。因为那时新加坡港的码头还不是很多,可能还不够用。现在东锚地的名称还是工作锚地,可是实际上已经没有装卸货业务在这里进行了。那时我想当船长真是太了不起和不容易了。现在新加坡的各个锚地已经全部实施强制引航了。船长已经没有机会一试身手了。
(中)
当时的新加坡远没有今天这样富裕和美丽。可是那时的中国就更不用提了,和新加坡相比,简直就可以说是原始社会。来到了新加坡港,船员特别高兴,仿佛来到了购物天堂。 从欧洲远航归来,船长要想方设法地让公司安排船舶挂靠新加坡加油和加水。以求船能在新加坡停靠,让船员能在新加坡上岸。 那时的100新元是很大很大的钱,能买不少的东西。可是那时的中国海员的收入更是十分的可怜和微薄,当时有句流行的话叫“干不干两块半”,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分配状态。这就是如果船走远航线,公司每天给每个海员两元5角人民币的航行津贴。其中一块半给人民币,一块给外汇。若是走近航线,给一元四角的航行津贴,其中一块另五分给人民币,三角五分给外汇。而且从船长到水手都是一样的。这种黄金分割不知是那个高人想出来的。
1975年时,新加坡的一碗面条只要5角钱,可是我们也舍不得吃,因为5角钱可以买一盘录音带。外汇宝贵啊!大厨准备和分配一些面包,熟鸡蛋和水果给船员,我们就在芳林公园的草地吃午餐,到也是其乐融融。能在新加坡买一点价廉物美和中国没有的东西,把它带给家人是我们最大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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