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惜乎贾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古之贤人，皆负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万一者，未必皆其时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观贾生之论，如其所言，虽三代何以远过。得君如汉文，犹且以不用死；然则是天下无尧舜，终不可有所为耶？仲尼圣人，历试於天下；苟非大无道之国，皆欲勉强扶持，庶几一日得行其道。将之荆，先之以冉有，申之以子夏。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

孟子去齐，三宿而後出昼，犹曰：「王其庶几召我。」君子之不忍弃其君，如此厚也。公孙丑问曰：「夫子何为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谁哉？而吾何为不豫？」君子之爱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之天下果不足与有为，而可以无憾矣。若贾生者，非汉文之不能用生，生之不能用汉文也。夫绦侯亲握天子玺，而授之文帝；灌婴 连兵数十万，以决刘吕之雌雄；又皆高帝之旧将。此其君臣相得之分，岂特父子骨肉手足哉？

　　贾生，洛阳之少年，欲使其一朝之间，尽弃其旧而谋其新，亦已难矣。为贾生者上得 其君，下得其大臣，如降灌之属，优游浸渍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举天下而唯吾之所欲为，不过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谈之间，而遽为人痛哭哉？观其过湘，为覆以吊屈原，萦纡郁闷，趯然有远举之志。其後以自伤哭泣，至於夭绝，是亦不善处穷者也。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遗俗之累。是故非聪明睿智不惑之主，则不能全其用。古今称符坚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尽斥去其旧臣，而与之谋。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其以此哉！愚深悲生之志，故备论之；亦使人君得如贾生之臣，则知其有狷介之操，一不见用，则忧伤病，沮不能复振。而为贾生者，以仅其所发哉！

 

汉文帝时期的贾谊在被贬为长沙王太傅以后所作的《吊屈原赋》，慨叹屈原生前的不幸，对他寄以极大的同情；同时，也以屈原坎坷的一生作自喻，揭露了统治者的是非不分、黑白颠倒，抒发了自己不受重用的不平和不甘屈服的心情。既是吊古，也是伤今。
此《贾谊论》的作者北宋大文人苏轼却没把贾谊之死完全算到皇帝不重用他的账上，而是在惋惜之余，从人才自身的内在原因来分析贾谊悲剧的必然。为什么他不能很好地使用自己的才能呢？一个人如果仅有远大目标，却无豁达大度的胸怀；空有满腹经纶，却无审时度势的识见，那么必不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到头来抱负理想也将付诸东流。贾谊虽不是志大才疏，但毕竟年轻，见识经验不足，再加上有某些不合时宜的毛病，即如苏轼所指出的“狷介之操”，往往性情褊急，孤傲，气量狭小，也就影响他不能很好地“自用其才”，以致不能从容地在那些功臣宿将之间周旋应对，取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如此一来，他的那些经邦治国的好建议又怎能实现呢？
其次，贾谊的另一个问题是“不善处穷”。一个有抱负的人，在顺境下固然可以干得很好，就是身处困境或逆境，也同样能泰然自若地“自用其才”，通过百折不挠的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理想。当人家不重视你，把你晾到一边，甚至你遭到压制、排斥、嫉妒、打击的时候，你也绝不心灰气馁，仍然坚持不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冷静地看到自身的才干和价值，创造条件，又何愁不能成功？应该说，贾谊被贬官之后，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可他一味地沉溺于悲观伤感，怨天尤人，终于“自伤哭泣，至于夭绝”，从某种角度上说，简直是自毁其才。正如苏轼所说：“人一时不被重用，怎么知道终生都不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呢？不懂得静心地等待局势的变化和时机的到来，却满腹牢骚，忧愁悲伤，这是自己害自己啊！”看来，这位贾生受不了一点挫伤打击，缺乏大丈夫能屈能伸的气概，心胸器量未免过于狭窄。
苏东坡能在古代君权社会那种人才环境下，看到并指出贾谊自身的问题，着实有他独到的眼光。我们今天的人才选拔任用机制中，虽然早已不存在那种君臣依附关系，但也难免有不尽人意之处。我们除了还要大力改善人才环境之外，作为人才自身，倘若一时不能天遂人愿，是否应该面临坎坷，笑对人生，来一个“风物长宜放眼量”，多一点战胜困难的勇气和自信，多一点乐观旷达的胸襟和远见卓识呢？（文中有部分摘抄于长河之论）

真知灼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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