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我们住在旅店里, 几乎个个都长胖了, 因为肉食品太多。 也没有事情做, 每天除了吃就是睡。 终于盼到了回国和回家的日子。 但是公司要船长留下来, 我们一走, 旅馆里就只有欧阳船长一个人了, 王礼仁船长就来劝说我们船长去开平轮上住。 我和欧阳船长说, 你千万拿定主意, 不能上开平轮. 你若上了开平轮,你就不是船长了。 你就要受治于王船长, 你要是在旅馆, 你就是自己说了算, 另公司考虑住旅馆花费太大, 公司就会让你早日回去。 可是欧阳船长还是在我们走后不久就上了开平轮。
十一月六日我们乘车离开巴士拉, 经科威特, 九日抵达北京。 在北京让我们受宠若惊, 得到从来没有过的接待和欢迎。 交通部的副部长彭德清出席欢迎会并讲了话, 总公司的领导几乎是倾巢出动。我们住在交通部的黄石招待会, 天天是大吃大喝。 若是想出门购物和访亲探友, 都可申请车送车接。 可是再美的佳肴也失去了吸引力, 大家都在盼望早日回家和自己的亲人团聚。
在北京时, 让我们登记个人行李物品损失。 有的人登记的东西可以开个百货公司。 人就是这样, 记得当初我们在决定弃船之前, 人人都是这样想的, 什么东西物品的, 只要保住这条命就行了。 可是现在能如实申报的人已经不多了, 后来公司每个人给补偿了110元. 并没有根据我们的申报。
七:
回家后不久, 我收到了一封公司组织部的来信。 信中大概的内容是考虑到我在两伊战争中, 牡丹江轮上的表现, 公司党委批准我火线入党。 并在适当的时候补办手续。
四月初, 我接到公司的电报, 让我去广州报到然后接船。 当时我妻子身体不好, 就给公司回电, 要求暂缓安排上船. 可是公司又来电讲, 船期紧迫, 换人已来不及。 接船回来, 即安排休假。 无奈之下, 四月十三日离开沈阳, 十五日到达广州, 那时公司在滨江西路72号办公。到公司报到之后, 我问去那儿接船? 接接什么船? 办事人员都说不清. 并告诉我们领导太忙, 你们先休息。 明天上午, 公司的陈副经理和你们谈。 以前也去接过船, 从来没有这样神秘, 更不会有经理接见。
第二天, 陈副经理如约来接见我们。 一同前来还有船员处的张处长。 而船员一方只有四个人, 是船长陶庆春, 老轨柏俊文, 电机员关铭鍳和我。 陈副经理开门见山的说, 交给你们一个特殊任务, 去伊拉克的巴士拉。 换回王礼仁船长等人。 陶船长当着陈副经理的面就发火了,他说公司这也太不相信我们了, 去伊拉克就说是去伊拉克, 为什么骗我们说是接船, 我们不怕死, 但是接船有接船的准备工作。 去伊拉克有不同的准备, 两者是不一样的。 我带了这么多书籍, 文件和资料。 全部的外汇都带在身上, 要是去伊拉克, 这有必要吗?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不去是不可能的了。 陈副经理好言相劝, 并说公司已经定了22日晨由北京到安曼的飞机票。 今天你们在公司办点事。明天你们个自回家, 21日到中远总公司报到。 22日由北京出发。电机员是广东增城的, 路比较近。 老轨是南京市人, 相对比较近。 船长是大连普兰店的。 而我是沈阳的。 公司答应给船长和我买飞机去北京,以节省时间。 可是那时的飞机票是很难买到的, 广州到北京才90元钱。 几经努力, 说买不到飞机票。 那时候火车票也是很难买的, 尤其是卧铺票。 陶船长和我16日离开广州, 18日到达北京, 时任总公司副经理的陈忠表接待我们, 并陪我们吃饭。 陈副经理过去也是广远的船长。 当他听说陶船长补发了8800元工资时,显得特别的羡慕。 陶船长是在1962年由三副升任二副时, 没有给他加工资, 当时三副工资是188元, 而二副的工资是264元。 据说应当补给他17600元。 但是只给他百分之五十, 因此出来个8800元。 在那个年代, 8800元不是个小数目, 而是一笔巨款了。 也难怪连陈副经理都羡慕万分。又有谁会想到中国的经济会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又有谁又会想到陈副经理日后变成了中远的总裁, 成了一代风云人物。
八:
19日早晨到达沈阳, 20日晚上离开沈阳, 在家呆了30个小时。 比陶船长还好一些, 他的家在普兰店, 他在家连20个小时都呆不上。 21日早上到达北京, 22日早上乘中国民航飞机到达卡拉奇。 在卡拉奇下飞机后才知道, 我们错过去安曼的飞机, 要等一周才有去安曼的飞机。 我们住进了MIDWAY HOUSE HOTEL, 很豪华的旅馆。 可是陶船长不同意住单间, 而是二个人住一间, 他又点名要和我住一个房间,这下子我可惨了,他的呼噜打的震天响。我那里能睡着觉。说是遵守纪律, 也不准我们去游泳和打球. 不论如何, 我们三个人都想在这住上一周, 好好地休息一下。 可是陶船长不是这样想的, 他要代理帮我们想办法早走。办法终于有了, 24日我们离开卡拉奇到达吉达, 在吉达转机去安曼, 飞机在吉达起飞不久, 就报告发动机故障, 又飞回了机场。 让全体乘客虚惊了一场。 25日由安曼到达巴格达, 住在大使馆商务处的招待所。
在广州时, 陶船长曾经问公司是否可给配一个厨工, 公司领导说, 不用了, 公司不让你们住船上, 你们住在旅馆就可以了。可是大使馆的人转给我们一封公司的电报, 说由于住旅店的费用太高, 要求我们住在开平轮上。 这一下子, 陶船长可不高兴了。 公司又一次欺骗了我们, 公司就是这样一而再, 再而三地欺骗我们。 由于陶船长气愤公司骗了他, 使我们在巴格达住了两天, 在卡拉奇急急忙忙要走, 安曼也不肯停留, 在旅店里连半天也没有呆, 这回却不走了。 这个大使馆商务处的招待所在一所民宅里,据说是向一个当地的教师租用的, 有几间屋, 一个教师能有这样的房子, 说明当时伊拉克的生活水准还是不低的。 还有一个炊事员给我们做饭, 这个厨师的手艺很好, 一日三餐我们吃得很开心。 这时王礼仁船长天天来电话问何时动身。 不走也不是办法, 27日傍晚, 我们乘火车去巴士拉, 原本半夜到, 可是遇到了空袭, 很多列车停了下来. 我们也下了我们乘坐的火车, 人们乱作一团, 也不知道往那去, 也不知道是谁讲的有一列车会开往巴士拉,人们蜂拥而上, 人挤压人连坐的地方都没有了。 不过车总算是开了, 并于28日早晨到达了巴士拉。 王礼仁和欧阳水平船长和代理来接我们, 中午我们就上了开平轮,新的生活开始了。
九:
陶船长还是相当民主的, 他提议四个人轮流, 每个人一天负责做饭。 我初了做饭之外还要负责采购。 因为没有冰箱等储藏设备, 一次不能多买, 天天去也有问题, 争取两天买一回。 做饭是用一个煤油炉子,想到今后半年我们就靠这个小煤油炉吃饭,的确是挺让人发愁的。
我和船长是东北人, 老轨是南京人, 电机员是广东人。 我们各尽浑身解数, 饭菜倒也是做的有滋有味。 因为也没有别的事可做, 因此一门心思放在做饭上。 时至今日, 我对柏老轨做的鸡蛋饺还是念念不忘。 相对而言, 采购就容易多了, 虽然是战争状态, 可是食品还是很丰富的。 各种各样的蔬菜, 水果, 鲜鱼和肉类. 应有尽有。 早上坐出租车去, 很快就回来了。 当地人做生意很诚实, 不存在以次充好和缺斤少两的情况。
船上没有空调, 房间里的温度高达40多度。 因此最困难是休息和睡觉的问题, 太热了, 根本没办法入睡。 我们四个人都是浑身上下只穿个裤头, 一到晚上就犯愁了。
我们的外挡靠了一条希腊船, 他的船长来邀请我们上他们船去住。 并给了我们房间的钥匙,可是陶船长不准我们去。 我们船前面是一条南斯拉夫船, 是一条新船, 船上的条件特别好, 有乒乓球室, 游泳池和健身房, 每个船员房间都有电冰箱, 而且是不锈钢特制专门在船上用的。 再往前分别是日本船, 南韩船和香港船。 南斯拉夫船船长也热情的邀请我们到他们船上住和玩, 并给出了我三副房间的钥匙。 我们经常去游泳, 但是没有在他们船上住过。 香港船的船名叫青年政治家, 船长名字是刘子正。 刘船长五十多岁, 和陶船长差不多大年纪, 他们的船也是条新船。 船上有个图书馆, 馆内有数千册书籍。大部分是小说, 刘船长让我们自己选, 看完后送回来就行。 刘船长给我们四个人分别派了房间, 陶船长是船东房间,给我的是三副的房间。 他们船留船的船员比较多, 好象有20人左右,他们还在保养船, 包括主机吊缸等。 刘船长还邀请我们去他们船吃饭。 因为他们有厨师, 他们船有一个英国船长在船上搭伙吃饭。这个英国船长已经六十多岁了, 时间久了, 陶船长终于被刘船长的真诚所打动, 同意我们在‘青年政治家’轮上留宿。
十:
刘船长是一非常健谈的人, 更是一个通情达理的爱国者。 谈话中充满了哲理和智慧。 他让我们四个人去他的船睡觉和吃饭是完全发自内心的和无比真诚的。他不理解我们为什么不去他的船休息, 他有时甚至于等于恳求我们去他们船似的。 陶船长终于点了头, 并要求我们晚上晚点去, 早晨早点回来。 不过逢年过节, 刘船长总是亲自来请我们去他们船聚餐。 他们的伙食的确办得好,和在酒楼吃饭没有什么区别, 一张大圆桌, 正中间的坐位是船长的, 船长一到, 大师傅开始炒菜, 然后一盘一盘的上菜。刘船长过生日那天, 他邀请全体在港船舶的船长, 日本船的全体船员和我们四个人,共四五十人在他的船上开宴会。 而他们船的船员除了老轨和大副, 其它船员都成了服务员。
青年政治家这条船是香港万安船务公司的, 下水才一年. 这间公司共有10条船, 而且船令没有超过10年的。 公司以经营新船为理念, 到八,九年时就找买主了。 老板是上海人, 所以船长几乎全部都是上海人。 老板对船员特别友善和照顾, 因此船上的配备特别好, 除了图书馆之外, 还有乒乓球室和健身房供船员娱乐和消遣。
他们公司的其它船若是去科威特港, 公司的老板就会给他们带一些食品和书报杂志等。 从科威特送到巴士拉. 刘船长就又会请我们吃一顿。
刘船长也是上海人, 他说他父亲是原上海德士古洋行的职员, 在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前来到香港。可是返回大陆是他的心愿, 他们全家于1964年返回了上海。 可是刚刚过了两年的好日子, 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 他被怀疑是特务, 被监视和失去了行动的自由。 几乎两年不让他离开中国, 失去了工作。 1974年政治环境稍微宽松了一点, 他又举家迁回香港。 他说现在中国又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 如果再好一点, 他还是要回上海的。
在他们船上住久了, 又结识了不少船员, 其中有个叫谢鸿财的水手也和我成了好朋友。 1984年我们船去香港修船, 他还来看我, 给我带了不少的礼物。 从伊拉克回去之后他就转行了, 改行在水果行做, 给小贩送水果。 每天早上三,四点钟就得起床上班. 也是非常的辛苦. 也因此给我带来了不少水果。
公司给他们船的船员薪金增加百分之两百, 刘船长对我们的薪水也非常有兴趣, 他不相信公司没有给我们加薪水。 当时在巴士拉港的海员, 最高的有加百分之九百的。 只有日本船和我们中国海员不加工钱。 日本船船员是三个月换一次, 上船的第一天, 船长就把回家的日子写在小黑板上了。到时准换。 很多吃的东西包括米和面都是从日本带来的. 他们吃不完的, 临走时就会送给我们一些日本的珍珠米和其他东西, 真的很好吃。 我还收到过一个收录机。是一个日本船员送给我的。
刘船长常和我说, 我不相信你们公司没有给你们加工资。 如果说他们三个不知道这里危险的话, 那么隋大副你是从这里回去, 却又回来了, 不给你加钱你能来吗?
我们都是惧怕死亡,贪图享乐的常人。但我们身边也时常会冒出一些不同寻常的人,常人往往不理解他们,就像燕雀不知鸿鹄之志。可他们做了常人不能做到的事情,并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牺牲了个人的幸福和安宁。可是我却从来没有这么高的境界。
其实有时事情也不是怕死和不怕死那么简单, 有时是身不由己, 也由不得你怕死了。 就像我当年在伊拉克时一样, 有句话叫贪生不怕死。 对生命的眷恋是人的本能。 有时候, 生和死不是我们能选择的。那时候几乎每天都有炮弹从头上飞过,你说你是怕死还是不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