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神话走向破灭

2009年06月09日 08:21:03 　来源：光明日报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仍在持续蔓延。

    这场危机对全球实体经济的冲击显现日深,不少国家经济陷入衰退、社会稳定面临巨大挑战,世界经济秩序发生重大变化已成定局。

    这场危机来得并不偶然,其始作俑者就是过去30多年以来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原教旨主义”、“撒切尔主义”或“华盛顿共识”等意识形态主导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与政策,统称新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曾为应付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滞胀问题而崛起,在美英等发达国家日渐兴盛,对市场经济运行具有一定说明作用,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节能力。随着“华盛顿共识”的形成,它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的经济范式、政治纲领和文化宣言,被当作实现社会繁荣富裕的济世良方而强力推销,实际上对世界各国发展的戕害则越来越大。这场金融危机,就是其严重危害的总爆发。

    各国政府和人民在奋力应对这场金融危机、消化新自由主义带来的苦果的同时,也逐步认清了新自由主义的真面目。新自由主义的神话,正在破灭。

    一

    全面私有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前提和基础。

    为私有制辩护,是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起点。他们坚持认为,私有制经济自古就有,也将永恒存在。它最大的“好处”是为所有人的自由提供最重要的保证。每个人及每个家庭所追求的自由,最重要的是经济自由。企业私有则是实现个人自由、经济自由和提高经济效率的基本前提和基础。公有财产必须取消,一切财产应该属于私人。公共服务应该普遍私有化,公共和社会开支应该减少。要以可靠的、理性的、可持续的资本主义企业追求利润,不断增加利润。

    在新自由主义那里,个人主义是全面私有化的理论基石。他们不仅秉承市场经济下所有人都是“理性人”的假定,又越来越强化人们的占有欲望,甚至把获取最大限度的物质享受当成了人活着的全部意义和最高目标,认为增加个人财富,是个人的天职,更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

    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美国、英国为首的西方许多国家政府大力推行私有化或非国有化。将国有企业出售给私人,并通过引进外资来购并国有企业,削减或取消政府对私人企业的管制;赋予大公司特别是跨国公司以经济权力,使它们更加富有;降低个人所得税和公司利润税的税率以激发社会活力;推行货币主义的单一规则,降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提高利率,紧缩信用,以控制通货膨胀;积极支持其他国家推行私有化政策,大搞私有化行动。

    私有化进程中,少数国家表面繁荣和充满活力外,大多数国家则出现了中小企业大量破产、工人工资大幅下降、生活费用不断上涨、国民生产总值全面缩水,经济陷入持续衰退的深渊,以至再掀国有化浪潮。私有化激发所谓“社会创造力”的同时,也释放了个人趋逐最大利益化“合理”诉求。一些国家动辄价值数亿美元的国有资产出售,就有10%的回扣。引发当前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金融业“精英”不断进行欺诈式的金融创新,为牟取暴利而到处嫁祸债务风险。当正常经济秩序无法承受“谎言”之重时,社会信用崩盘,危机与衰退已不可避免。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私人占有生产资料对经济发展会起到积极作用,但不能绝对化,任凭贪欲和极端个人主义像森林野火一样蔓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越高,就越需要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和服务。经济联系越紧密,越需要合作,越需要依存,越需要“集体主义”。新自由主义全面私有化的主张违背了生产力发展的本质要求,激化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必使社会发展走向倒退。

    二

    完全市场化是新自由主义的重要内容。

    新自由主义把亚当·斯密的市场机制理论推向极端,认为只要依靠市场的自由交易,社会就能自动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均衡。只要按自由市场机制办事,一切社会经济问题和个人自由问题都可有序地迎刃而解。要让市场机制去配置调节一切社会资源,不论是私人产品还是公共产品都应由市场机制去调节和安排。国家不应干预市场,只应关注货币的供应量。政府的基本作用是充当市场的“裁判员”,职能必须最小化。

    新自由主义者将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市场关系看作是无限的,认为一切阻碍它扩张的外部障碍都是暂时性的,都将被克服。他们没有看到,就经济本身说,市场也不是全能的。尽管市场能够实现资源有效且合理配置,但也会造成极大浪费。况且,当代世界各国发展的目标已不仅是经济增长,还要实现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促进收入均等化等等。而市场机制主要为单一的经济效率目标服务,无法同时满足这些往往难以统一的目标需要。唯有政府通过宏观调控,才能最大限度地争取多重目标的协调实现。现代经济越发展,宏观调控越重要。

    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美国里根政府一上台就提出建立一个“小政府”,解除劳动力市场和汽油价格的管制,打击工会,坚决对美元采取不干预的政策。他们还把许多社会公共服务项目交由市场去打理,把工人的薪资水平交给市场决定,不断降低最低工资标准,以此确保市场变得更活跃。1999年,美国政府用新法取代了管制金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彻底结束了银行、证券、保险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的局面。小布什政府甚至尝试拆下“新政”体制皇冠上的明珠——社会保障制度。众多国家在新自由主义这个“通向美好未来彼岸”完美理论的指引下,也陆续随美国起舞,任由市场去操纵经济社会发展了。

    当然,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毕竟不能等同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国家干预并没有完全停止,一些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甚至有所增加。然而,这些都远不能消除完全市场化主张的消极后果。近20年来,正是在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社会消费能力下降,全球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世界银行报告显示,2004年全球60亿人口中,10亿人掌握全球GDP的80%,另外50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华尔街日报》再次指出,2007年全球0.7%的人却占有了世界三分之一以上的财富,世界已经失去了平衡。美国里根政府尽管实现了前所未有的持续“繁荣”,却致使其制造业日益萧条,财政赤字由500亿猛增到1.5万亿。30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最终给这个世界增加了两亿穷人。残酷的现实促使各国不断觉醒,注重社会福利导向的政党在很多国家重新掌权。现代经济发展中,宏观调控是调控经济均衡有序发展,更是政府的重要职责。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金融危机中不得不重拾宏观调控工具被迫救市,放弃、背叛了新自由主义,就是最直接的证明。

    市场对配置社会资源具有基础性作用,但也存在明显不足。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是合理的、必要的,但决不能将其夸大到“全能”的地步。新自由主义没有看到“市场机制”与“市场全能”的区别,没有看到或者不屑于去看到发展经济必须维护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适度宏观调控。不尊重劳动群众发展中的主体地位,违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任由那支“看不见的手”肆意活动必然导致周期性危机。

三 

    最大程度自由化是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 

    最大程度自由化,主要是指金融自由化、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即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金融自由化,就是打破国际间的金融壁垒,实行利率、汇率市场化,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下货币完全自由兑换,开放金融市场,放松金融管制,默许金融创新。贸易自由化,就是清除非关税壁垒,实行低关税率。投资自由化,就是市场全面开放,让外国进入直接投资,取消各种障碍。 

    最大程度自由化的要害,是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维护美国主导下的自由经济,反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自由化无异于是要自己完全敞开国门,放弃独立自主地兴办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权利,任凭发达国家的过剩产品抢占自己的市场。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和管理方面都占有竞争优势,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很容易被外资所控制而处于依附地位。全面开放金融业,更为国际投机资本随意进出,攻击本国货币提供可乘之机。 

    在新自由主义旗帜下,20世纪80年代起,大部分西方国家展开了为资本争自由的斗争。它们把自由化作为经济政策战略工具,进而有目的地把这些工具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输出所谓自由、民主、人权价值观和“消灭贫困”的糖衣下,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其他国家也采取同样的措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弱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主权。与此同时,西方大国又凭着自己的经济优势实行保护主义,让自己自由侵犯别人,却又剥夺别人的自由。美国积极打造“美元强势”,强力推行金融自由化,长驱直入开放国家的金融市场,把开放国家卷入国际资本大循环以满足自己的“超消费”。华尔街由此坐享其利,获取垄断收益。正因如此,美国对自由经济的推销、捍卫与维护不遗余力。 

    最大程度自由化带来更多的不是自由,而是灾难。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摩擦数量逐年攀升,处于弱势的自然是发展中国家。在一个物质充裕的世界里,发展中国家仍然有数百万人无力负担最低限度的营养需求。许多国家食品和能源价格的上涨,对贫困人口则具有毁灭性影响。一些“转型”国家实际上变成了西方的附庸国,他们的银行等国民经济命脉被欧美操纵。10年前东南亚金融危机,让不少国家和地区至今仍心有余悸。拉美各国由于放松国际金融管制等,出现了10年倒退。这场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自由化和虚拟化的集中反映,其直接导火索就是美国金融市场失去了必要管制,任由金融衍生品愈来愈多、形式愈来愈复杂,促使金融体系招致破产。 

    经济开放,贸易自由,引进外资有利于吸收他国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但无条件、无选择地任由资本进入无异于引狼入室,遗害无穷,必须有适度的规模与合理的限制。新自由主义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新殖民主义者在全世界进行经济侵略和政治渗透的工具。它所倡导的绝对自由化,不过是发达国家以欺骗手段千方百计捞取利益的一块遮羞布,玩得不好也会自焚。 

    四 

    新自由主义在世界许多国家曾倍受推崇、所向披靡,在中国却遭到重创。 

    20世纪9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经给我国改革开放绘制了一条路线图。他“诚意”地建议,中国需要一个市场经济；中国需要一个自由化的市场经济；中国需要一个私有化的自由的市场经济；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就是全面私有化。显然,他的这种设计不符合中国国情,他的“善意”我们也无法照单全收。 

    我们始终把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走中国自己的路,作为党治国理政的根本方针加以坚持。既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又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相互促进的新格局。这使全社会充满改革发展的创造活力,但与新自由主义反对公有制、主张快速私有化的观点南辕北辙。 

    我们把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的经济制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不同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更有别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党的十七大强调,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这进一步表明,我们既运用“看不见的手”,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尊重市场,尊重客观经济规律；也运用“看得见的手”,重视发挥国家的宏观调控作用,保证经济平稳、健康、快速发展,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完全市场化、反对国家干预的观点。 

    我们积极拓展对外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不断完善内外联动、互利共赢、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注重防范国际经济风险。这让我们在以新自由主义为基石建立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从容应对,并在国际分工中获得益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积极保护劳动者的各项权益,构成了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这有力地阻击了新自由主义强调的经济绝对自由,维护富人和资本利益、忽视社会大众利益的政策主张。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而且至今持续、较快、健康发展的势头不减,向世界展示了社会主义可以经过改革和自我完善创造出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更好的奇迹。特别是在这场国际金融危机中,我国及时调整宏观经济政策,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形成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计划,实施总额4万亿元人民币的两年投资计划以及一系列重大举措,保持了经济增长较快、价格回稳、结构优化、民生改善的良好局面,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做出了应有贡献,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让中国人民对自己所走的这条道路更加充满信心。 

    我国经济改革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取向,需要学习借鉴包括新自由主义在内的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机制运行的一般原则和理论,但决不会把他们的意识形态作为改革路线选择的依据,更不会照抄照搬西方模式。新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不符合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规律,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

五 

    新自由主义市场渐失、神话破灭,是历史的必然。 

    新自由主义的全部理念,集中反映了资本增殖、扩张、榨取的内在要求,迎合了垄断资本集团抢占发展中国家市场、向全球深度扩张的需要。它推行之初,确实使发达国家内部矛盾得以缓和。但是,伴随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过渡,它却大大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间的基本矛盾,加剧了各经济组织有计划的生产经营活动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同社会消费能力不足以及劳动者相对贫困的主要矛盾,加剧了其他各方面社会矛盾。 

    新自由主义越来越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近几十年来,人类社会创造了巨大生产力和物质财富,文明进步程度远远超过了先前的所有时期。不能否认,新自由主义也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但是更要清醒,它的核心思想既无新意也不科学,排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主张,极大地抑制了市场经济合理配置资源和增进社会福利的潜力。它支持经济加速金融化,鼓励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化,促使美国资本为追求利益最大化甚至放弃发展优势明显的制造业。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发展中国家因承接发达国家产业转移而获得了发展机会,却付出了扭曲了经济结构、把国民创造的大部分财富让渡给国际垄断资本的代价,削弱了发展动力。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依据,发达国家凭借经济、科技实力垄断产品生产标准和经济运行规则,通过知识产权保护等手段,直接限制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加深了阶级、国家和民族矛盾。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各国内部民众收入和财产的不平等状况明显加剧。特别是在美国,其程度已创造了历史新高。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几乎所有增长的成果都化作了利润,而没有化作工资”,阶级矛盾日渐加深。伴随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推行,国际经济、政治交往摩擦不断、冲突升级,国家间、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难以逆转。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局势更加动荡和复杂,甚至引起许多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社会暴乱。新自由主义这种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性质,受到了全世界的广泛质疑、批判和反思,其中不乏西方国家有正义感的学者,激起了广大民众的反抗浪潮以及各国政府对政策的检视与调整。 

    新自由主义催发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腐朽性和虚伪性。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当今美国资本主义顺利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不仅个人靠借贷超前消费,整个国家也靠举债过活。个人主义、消费主义和现实主义已成其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寄生性和腐朽性暴露无疑。新自由主义为使国际垄断资本增殖永远最大化,又使其腐朽价值观显得更加“合理”与普适,煞费苦心、不遗余力地推行世界经济全球化,宣扬自由、民主、人权等名实不符的“普世价值”,开发无以计量的全球市场和人力,同化千差万别的国家和文化,打造人们毫无差别的思想观念、追求欲望甚至消费习惯。它已不再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学说,而是政治、是制度、是意识形态,是一种颠覆和渗透。它的自由扩张,是改变别国制度,让世界成为美国的附庸。这必然遭到觉醒国家和民族全方位的抵制。 

    作为资本主义病榻旁的医生,新自由主义倡导的是一种不稳定、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只能将人类社会引入歧途。伴随这场金融危机的到来,它的好日将尽。 

    六 

    走出这场金融危机,建立世界新秩序,必须同新自由主义道别。 

    要凝聚共识,坚定告别新自由主义的决心。这场金融危机中,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人民辨清了新自由主义的嘴脸。然而,它毕竟是当代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短时间内是决不会轻易退出历史舞台的,必然以更加隐蔽的形式、更加“理性”的姿态混迹于世。其背后的主使者也决不会轻易禁锢自己贪婪的欲望,放弃自己多年习惯攫取的利益,也一定会不失时机地主动出击,继续以改良主义方式俘获美味。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觉,以免遭受新的伤害。 

    要立足当前,尽快从金融危机中挺起。现在各国都在世界经济这艘大船上,面临的是金融危机的狂风恶浪,把这艘大船安全驶向彼岸,是摆在世人面前的首要任务。这需要船上所有的人齐心协力、同舟共济,进一步坚定信心,运用各种宏观调控工具,实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政策手段,增强化解危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进一步加强合作,保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导向的一致,大力加强贸易融资合作,不断增强世界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进一步推进改革,坚持全面性、均衡性、渐进性、实效性的原则,推动国际金融秩序不断朝着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反对保护主义,避免政策内顾,扩大双边贸易规模；进一步支持发展中国家,切实帮助他们维护金融稳定、促进经济增长,把新自由主义长期施虐造成的损失降低到最小程度。 

    要着眼长远,不断探索经济社会发展规律。当今时代,世界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各国应顺历史潮流而行,蛮干和倒退没有任何前途。要坚持开放,博采众长,把实现本国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作为永恒的主题；切实维护广大民众的生存权、发展权,协调各阶级和不同社会经济体代表的利益,决不能以牺牲基本民众的利益换取发展效率或满足少数集团的利益要求；在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更多地发挥市场、价格、竞争作用的同时,提高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宏观调控能力,进行必要的经济管理；探索既适合自己国情、又符合时代要求的发展道路,坚决反对任何国家意识形态上的渗透,切实维护本国利益。 

    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全局,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为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地推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成员,中国还将继续同国际社会加强合作,为推动恢复世界经济增长作出应有贡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打破旧秩序,建设新世界,是全世界人民充满希望的共同使命。我们坚信,世人终将走到一起,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廖言） 

这一轮危机过去，不知道会是怎样的世界秩序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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