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三年七月，通过朋友的推荐，我以保证工程师的身份，做为江苏一家造船厂的厂方代表，登上了该厂为德国一家公司建造的一艘三万多吨的多用途散货船，开始了为期十二个月的保证工程师生涯。
由于德国是一个发达国家，很少有人做船员，所以这家公司使用的全是在欧洲相对落后的波兰国籍的船员。刚一上船，面对齐刷刷的一群一米八九，二百来斤的外国大汉，我甚至产生了些许敬畏情绪——一米七五，六十五公斤的我在他们面前的确显得过于单薄了些。不过这点情绪随着他们争先恐后的“How are you, my friend?”以及主动伸出的一只只大手而一扫而光——他们非常的热情和友好，尽管有的船员把自己打扮得看上去就象中国的地痞或电视上的***老大。
全船加上我共21个人（除了仍保留着电机员以外，其他的象电报员，管事，医生等都给取消了），其中高级船员占了一半。后来跟他们聊天得知，他们的高级船员全是本科毕业，普通船员除个别年纪较大的以外，包括大厨和大台也都是毕业于类似中国的中专*质的college，都是经过很系统的培训和严格的考试才拿到上岗资格的。所以每个职位的每个船员都对自己的工作极其的熟悉和负责，绝对没有滥竽充数之徒，并且绝大部分人的英语都很流利，跟他们交流没有大的障碍。
波兰做为一个曾经历过东欧巨变由社会主义演变为资本主义的国家，其经济水平与欧洲其它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所以尽管德国船东给他们开的工资并不高（是中国船员的2.5倍左右），但在他们国家已经算的上高收入阶层。他们人人都有轿车，有的甚至还拥有一千来平方米的别墅，这个职业在波兰目前还算比较令人羡慕的。难怪他们平时工作起来都格外卖力而且总是快快乐乐的，并且偶尔还举行一次在中国船上从来没有过的——
狂欢
由于船上生活过于单调，为了调剂生活，每个月他们都会选择一个海况好，气候适宜的晚上做为狂欢之夜。
每当船长定下的这个日子来到，水手们会在下午早早地将专门为此准备的桌子，椅子，烧烤炉，木炭，音响设备等搬到生活区外的空甲板。摆好桌椅，支起烧烤炉，生起碳火，放上音乐，然后等大厨一声招呼，大家鱼贯而入库房，搬出啤酒，饮料，牛排，鸡翅，羊肉，鱿鱼等各种食物。等五六点钟大伙到齐，服务员给每人送上大厨烤好的烧烤，狂欢之夜便正式开始。大家在辽阔的大洋上，在柔和的海风里，在悠扬的音乐中，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大声交谈，气氛热烈，场面壮观。
其后，用中国话说叫“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嫌此不够尽兴者便自告奋勇为大家登台献艺，在大家热烈的鼓掌声和口哨声中或一亮歌喉或一展舞姿。此时，年纪无论长幼，职务不分高低，每个人都在尽情地享受着上天赐于的良辰美景以及百年修来的“同船渡”的缘分，同时也用这种特别的方式发泄着这一艰辛工作带来的辛苦劳累，表达着对远方亲人的深切思念。
虽然我对波兰语一窍不通，但这并不仿碍这种热烈气氛对我的感染，我也在不知不觉中融入到了他们中间——象在中国的饭局上一样，向他们每个人敬酒并接受每个人的敬酒，以致于忽略了一个重要现实：我的两三瓶啤酒就头晕的酒量是远远跟他们的可以从天黑喝到天亮的酒量难以匹敌的。所以两个小时过后，我就不胜酒力了。第二天一觉醒来，我竟记不起我是何时，怎样回到房间的，看到卫生间吐得满地污秽我方知昨晚醉得不轻。有了第一次的教训，此后我便在这样的场合尽量控制着自己,婉言谢绝那些想让我喝醉的敬酒者。
由于受多方面因素的限制，我国的造船水平与造船业发达的国家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做为船厂代表的我也不是时时处处都象在喝酒时那么受大家的欢迎，有时也得面对人人都不想面对的——
尴尬
八月份船首航到西非的尼日利亚卸集装箱，傍晚时分我下地观光回船。刚一登船，三个黑乎乎的码头工人便跟我搭腔：“你是船厂的工程师？”当看到我点头时，三个人几乎是同时，指手画脚地向我嚷嚷，其中一个人情绪异常激烈。尼日利亚虽然也是讲英语的国家，但由于三个人同时在讲且带有情绪，加上情况突如其来我毫无准备，所以我根本搞不懂他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只是从他们的表情和动作上得知我似乎得罪了他们。幸亏正巧大副到场，才向我解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下午这三个人在一起取集装箱的拉杆时，一个人（情绪最激动的那个）在高处作业，另两个人在下面接应，在上面的那个人一个不小心身子歪了一下，由于*作平台周围造船时应该做而没有做栏杆，结果使这人从两米多高的平台上掉了下来！如果不是下面两个人及时保护，肯定摔得不轻。
此时我虽然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我的头脑一时还没有转过弯来，“他们不小心出了问题，可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一脸茫然地问大副。
“因为你是从船厂来的保证工程师”！
几乎与码头工人同样的一句话此时却一语惊醒梦中人。我是从船厂来的保证工程师，他们便认为我也参与了船舶的设计与制造，所以他们由于船舶的设计与制造的缺陷出了问题，便觉得有充分的理由向我发火并讨个说法。
原来是这么回事！
我多想告诉那三个呆呆地站在那里等待我的说法的尼日利亚工人：我在上这条船的前一个月还根本跟这条船没有任何的瓜葛，我甚至还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家船厂，更不要说参与设计和制造了。但是，我知道，此时此刻我不能这么说。无论如何，我现在的身份是船厂代表，在他们眼里，即便我不是船厂代表而仅仅是一个中国人，他们也有理由来向我抱怨，向我诉苦，甚至向我要个说法。所以，此时我所能做的仅仅是诚心诚意地向他们道歉，为船厂的工作没有做到完美而求得他们的谅解，以此来慰籍他们受到惊吓的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造船时的低级失误越来越多地浮出水面，我对自己的身份也有了越来越清醒的认识。我也越来越觉得三个尼日利亚工人对我指责的理所当然，因为即使是对我是为船厂临时工作的这一点非常清楚的船长和轮机长，当面对诸如甲板上该油漆的地方没有油漆造成过早生锈而不该油漆的地方却油了漆需要刮掉；机舱里这里因一个螺丝没有上紧造成机械故障那里因一个垫床没有压正造成漏水漏油之类的问题时，有时也会问出：“这个你怎么解释？”“这就是你们船厂的工作？”这样的话并用一种异样的眼神看着我。每当这时，我除了面对尴尬，压制委屈，代人受过，替人道歉之外又能说些什么呢？只有在在面对船厂负责人时，我才似乎找到了说理的地方，在一次与船厂通电话时，我告诉他们：等下船后我准备改行了，到王朔的“三替”公司去应聘。
玩笑归玩笑，再说保证工程师的工作也不是仅靠“三替”人员的忍耐*就可以完成的，更多的时候还是得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甚至有时还需要去——
争执
十月份船靠香港，新接班的轮机长在对主机进行慢转实验时发现只有大约2/3的成功率，他觉得这是一项保赔项目，就通知我到场并现场演示，“慢转失败”的警报依然出现。我阅读了说明书，检查了所有的参数，没有找到毛病。但是我觉得主机大部分的次数能够慢转成功，说明系统还是正常的，要求保赔似乎有些牵强。于是我便告诉轮机长：“新船的各个部件需要磨合，少数的‘慢转失败’可能是个别部件没有充分磨合，工作状况不佳所致，以后慢慢会好起来的”。话一出口，我觉得自己的理由同样有些牵强。
“越是新船，越不应该出现‘失败’”，轮机长固执己见。
我觉得有必要换个思路，就边想边说：“举个例子……比如你的轿车，当你每次坐上去，起动的时候不可能每次都能一下子点火成功吧，有时恐怕也需要两次甚至三次。而这时，你会说你的车有毛病，然后开去修理吗？”我很为自己能举出这样一个例子而得意。
轮机长一楞，似乎觉得有道理，但又不甘心就此认输：“一辆好车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已明显有些底气不足。
“你说的对，但是这样的车不要说我们中国造不出来，恐怕日本，美国也不敢保证，或许只有你们波兰才行。”我乘胜追击。
这一次，尴尬的是对方。好在这个轮机长脾气很好，没有因我的讥讽而生气，但也没有做出回答。这项保赔就这样放下了。
事后，随着我和轮机长朝夕相处并成为很能谈得来的朋友，我曾后悔自己那天的话，我觉得我实在没有必要为了这个只给了我两套工作服和几双手套的船厂去让自己的朋友难堪（我的工资是德国船东付的，但我得到的仅是对方给付的一半略多）。
但是，从道理上讲，既然我是船厂的代表，既然所有人把我当成船厂的代表对待，我就得把自己当成船厂的人，站在船厂的立场，维护船厂的利益。这或许就是所谓的职业道德吧。
为期一年的质量保证在第九个月的时候结束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结束，而是对我自己而言——因为船东认为此时船舶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我留在船上也没有太大的必要了。在我下船前几天的一个晚上，跟我相处了五个多月并吵过几次嘴的老轨给了我一个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甚至做梦也没有想到过的意外：他瞒着船长和甲板部的船员，携轮机部全体船员在机舱的集中控制室为我（并不是专门为我）举行了一次别致的欢送酒会。让我意外的并不是事情本身，而是那天晚上的酒会从天黑持续到天亮，除老轨自己之外，人人喝了个酩酊大醉并且把把集控室的八只新椅子砸坏了四对！那天晚上对轮机部的同志们来说才是真正的狂欢之夜！
这几个月的保证工程师生涯不但丰富了我的经历，而且大大提高了我的英语水平，让我认识了一些很够朋友的波兰船员，总之给我的人生留下了一笔无法估价的财富。
跟我朝夕相处了九个月的波兰朋友们，愿上帝时时与你们同在！
钱二 
[原创]外轮上做保证工程师[2010-3-25 9:2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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